企业文化

因为无私所以无畏 梁从诫:相信春风和种子的力

发表于: 2021-07-28 

  “梁先生的追思会12月5日开,地点定下来了吗?”这些日子,圈子里的朋友们经常互相问询这个问题。圈子,是指关注环保的人们;梁先生,是指10月28日辞世的梁从诫。

  梁从诫生于1932年8月4日,父母给他起名“从诫”,是希望他能成为像北宋李诫那样的建筑学家。后来,他考清华大学建筑系时差了6分(梁先生曾说这让当时担任建筑系主任的父亲觉得特别丢脸,不过由此可见当时的清华多么严格,尽管是梁思成的儿子也不能走后门),只好上清华历史系,院系调整后从北大历史系研究生论坛)毕业,先后在云南大学、北京国际关系研究所、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工作,还曾参与创办《百科知识》月刊,任《知识分子》杂志主编,1988年受聘于民办中国文化书院任教职。

  1994年3月31日,已是“耳顺”之年的梁先生深感中国环保问题之严重,遂告别历史学研究,和几位志同道合的朋友注册成立了民间环保团体“自然之友”。

  “自然之友”以“倡导生态文明,开展环境教育,促进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宗旨,让环境保护意识深入人心并转化为自觉行动成为其主要工作内容。16年来,会员们陆续开展过羚羊车、野马车、美境行动、绿色希望行动、绿地图、自然体验营等环境教育活动。目前在上万名会员中,教师、学生占到了一半。

  正如创始人之一的杨东平所言,从观众寥落的绿色讲座发端,“自然之友”开始了不自量力的“启蒙”。为无辜的大自然的代言是那么微弱……然而,我们深信大多数人的理性和向善之心,相信青年和儿童,相信春风和种子的力量。

  梁启超之孙,梁思成、林徽因之子,第七、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第一个民间环保团体“自然之友”创始人之一、环境教育志愿者这几个“标签”里,梁先生最看重和认同的,是最后一个。

  “从诫本来是一个历史学家……然而,他不甘心坐在象牙塔里,养尊处优;他毅然抛开那一条‘无灾无难到公卿’的道路,由一个历史学家一变而为‘自然之友’。这就是他忧国忧民忧天下思想的表现,是顺乎民心应乎潮流之举。我对他只能表示钦佩与尊敬。宁愿丢一个历史学家,也要多一个‘自然之友’。”

  这段线年季羡林先生以望九高龄为“自然之友书系”《为无告的大自然》作的序言。

  据梁先生的夫人方晶回忆,梁先生开始关注环保,源于上世纪90年代初中科院牛文元教授给《百科知识》月刊的一篇来稿。牛教授的文章前瞻性地警告说,当时遍地开花的乡镇企业,使用的多数是大型企业的淘汰机器,是高耗能、高污染的家伙,实际上是把污染源扩大并分散,这样,对污染的治理会非常困难,给中国的自然环境带来了不可估量的隐患。牛教授的文章深深触动了梁先生。他们夫妇的好友戴晴很早关注中国的环境问题,对他们认识环境问题有很大推动和帮助。后来一些媒体给梁先生冠以“中华环保第一人”的美誉,他并不认同,他从没有忘记牛教授和戴晴给他的启迪,常说他们是有前瞻眼光的先行者。

  1993年6月5日“世界环境日”,在北京西八里庄的一个免费公园里,40余位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在玲珑塔下席地而坐,忧心忡忡地讨论着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现状,这个没有名称、没有会场、没有议程的自发集会后来被称为“玲珑园会议”,其中的4个人当时已经开始酝酿成立中国第一个民间环保团体。他们是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化书院导师梁从诫,北京理工大学教师杨东平,北京外国语大学教师梁晓燕,作家王力雄。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康雪,第一次见梁先生就是在那个历史性的日子。前不久,我们一起去四川茂县参加“自然之友”灾区援建学校的启用仪式,路上聊起梁先生。康雪娓娓地说,聆听先生保护环境的呼吁,唤醒我压抑数年、深埋内心的参与热情,使本来为采访而来的我,跨过一个记者的客观立场,以一个追随者的身份,在其后的十多年间,逐渐深入“自然之友”,不仅仅为保护环境,更为我们正在建设的公民社会。

  时隔数年,梁先生坦言,当时如此义无反顾也不知道到底能做什么,就是想做些什么。后来逐渐明白作为普通人对保护环境能做的有限,而选择有利于环境的生活方式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于是他常说做环保要教育别人,首先要管好自己,不要唱绿色高调,不做绿色救世主。而他的“管好自己”,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是那么自然而然,却令每个接触过他的人心动。

  去过梁先生家的人,无一不对他们生活的简朴感到出乎意料。那是一套不大的老房子,地上铺的塑料地板革很多地方已经磨出了洞,沙发也很陈旧。屋子里最显眼的家具是好几个摆满书籍的大书柜。电视机是老式的,而且很小。他家里洗菜洗衣服的水,用水桶储存起来用于拖地、冲厕;不用一次性纸杯,为防止浪费每次只接半杯水。出门办事尽量骑自行车,有一次到全国政协开会报到,被从未见过委员骑车参会的警卫挡在门外。他的名片印在废旧纸张的背面,还随身携带一个小布袋,里面放着几双筷子供自己和家人、朋友使用。后来,用废纸印名片和随身携带筷子袋,成了“自然之友”工作人员的标志。

  “真心实意,身体力行”,是我第一次见梁先生并询问怎样可以加入“自然之友”时得到的答案。记得那天天气阴沉沉的,简朴的办公室里,梁先生面带微笑,和缓地说:“很简单,只要真心实意地关心环境,身体力行地保护环境,就可以成为自然之友。”刹那间,仿佛一道光照进我的内心。我脱口而出:“终于找到组织了!”办公室里的人全笑了,原来这么说的不止我一个。

  参加过“自然之友”活动的会员在很多小事上都能感受到梁先生的身体力行。每年长城植树,参与者自费买树苗,自己掏车费、自带午饭。去陕北榆林和内蒙古恩格贝沙漠植树,来回差旅费、伙食费和买树苗的钱也是志愿者自己出。每次聚会,与会者都自带水杯,不用一次性杯子,聚餐也是各人自己买单,从不动用“自然之友”仅有的一点经费……

  志愿者叶榄自豪地称“自然之友”一贯倡导的聚餐AA制并且绝不多点菜的习惯是“三光政策”(菜光、饭光、汤光),有时候七八个人才花三十几块钱。

  很多会员都记得,“自然之友”初期是在梁先生家里办公,给会员的活动通知和会员通讯都是梁先生和方老师一封一封地写,一封一封地粘好送到邮局邮寄的。后来有了办公室,初次光临的北外教师王立礼感觉“朴素得不能再朴素了”。主要家具就是一张旧的办公桌,一把椅子,两个单人沙发椅。梁先生请他就座,指着沙发说:“这椅子很旧了,是人家不要的我们捡来的。”又说,“这房里虽然有空调,但一般是不开的。”

  如今“自然之友”已累计发展会员一万余人,团体会员近30家。环保已经从一些人的理念,发展为全社会的普遍共识和自觉行动。

  不唱绿色高调,真心实意,身体力行,是梁先生自己的写照,也是他为“自然之友“确定的核心原则。很多会员都是听了梁先生的演讲提笔写了入会申请书;种树、捡垃圾、滇金丝猴保护、关注藏羚羊,绿色希望行动……每个活动中都会看到梁先生的身影。无数的人从梁先生的演讲和文字中受到启蒙,成为关注环境的自然之友。

  在“自然之友”这个有才华、有理想、激情澎湃的人群中,从北师大辞职参与环境教育工作的郝冰,是受到梁先生写在小纸条上面的8个字的感召。郝冰记得那是1996年,梁先生骑车赶到北师大东门,递给她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千金易得,一将难求。郝冰说她很“感念与梁先生当年的相遇,引我走了一条内心充实的路”。

  很多接触过梁先生的人,都觉得他和蔼可亲、幽默风趣、真诚坦率、举止言谈活力四射。中国环境报记者温波说,许多会员或者年轻人遇到人生挫折、事业困难时,梁先生便成为被无限信任、可以倾诉、求启的长者。

  梁先生带头作了无数次环境教育讲座,演讲极富感染力。中国环境报记者熊志红聆听过他几次在国内外的英文演讲,每次演讲都会不时地被掌声打断。“那一刻,我觉得他真为中国人争光!”

  但最初的演讲却没有这样的风光。创办绿家园志愿者的“自然之友”会员汪永晨记得梁先生亲口告诉过她,最少的一次听众只有5个,那是在国家某机关。尽管人如此少,梁先生说,那也不能放弃,“我就像是下面坐着成千上万的听众那样给那5个人讲了,我说,如果能在你们5个人心中种下5颗绿色的种子,我就很欣慰了”。

  十几年来,直接、间接听过梁先生演讲的人不计其数,几乎每次演讲都在听众的心中种下了绿色的种子。王立礼至今还清晰地记

  得梁先生2004年在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讲座,能容纳几百人的报告厅座无虚席,两边的走廊和后边还站了许多没有座位的学生。没有演讲稿,梁先生的每句话都发自肺腑,真诚而热情洋溢。

  空军指挥学院教师李小溪,2000年曾经请梁先生去给军官讲环保课,那些平时只关注带兵打仗的军人称梁先生的讲座使他们“振聋发聩、耳目一新”,“从来没有人”给他们讲过环境问题,一些简单的道理他们竟然“从来不知道”,中国和世界的环境恶化他们也“从来没有想到过”如此严重。他们表示“军事问题需要关注,环境问题更需要关注,因为它关系到整个人类的前途和命运”。

  温文尔雅的梁先生,也是磊落不凡的勇者。因为梁先生的直言敢言,中国文物学会居然把他这个与文物和古建保护没有直接关系的人选为副会长,他提出反对时,学会领导说:“选你做领导是你敢说话,请你帮我们反映问题和意见。别推辞了,就请你帮这个忙吧!”

  很多人受梁先生的影响,不仅是因他的言,更多是因为他的行。我2000年曾经跟随“自然之友”代表团到德国学习环境教育,路上拿出口香糖分给大家,梁先生淡淡地拒绝了:“这个不好,不能降解。”没有更多的话,但从此我对口香糖毫无兴趣。清华大学生物多样性保护联盟(TBA)的学生们也记得梁先生的一次拒绝:在“中国高校学生NGO生物多样性保护”培训活动中,应邀作为嘉宾的梁先生看到午餐丰盛的桌餐之后,告诫同学们,“作为NGO,经费是很难得的,一些不必要的消费能避免则避免”。最终他借故离开,以实际行动给大家上了一堂生动而难忘的课。

  康雪听梁先生说过,几乎每个记者采访完都会问同一个问题:我能加入“自然之友”吗?前些日子有南方一个记者为了写梁先生采访康雪,结束前小姑娘问道:请问我能加入“自然之友”吗?康雪含泪而笑:“谢谢你!我终于体会到梁先生当年的那种快乐了!”

  这是怀念梁先生的文章中被引用特别多的一句话,引用者不约而同地表达了一种欣慰中夹杂遗憾的情绪。

  带领“自然之友”和其他绿色同道,梁先生十几年来致力于面向公众的环境教育,填补了很多空白,在环保圈子里声名赫赫。但出了这个圈子,除了和美国总统克林顿对话保护滇金丝猴,请英国首相布莱尔参与制止欧洲市场对藏羚羊绒的奢求从而保护这一濒临灭绝动物等“壮举”,梁先生和自然之友们为公众做了些什么,公众却知之不多。

  说起梁先生对中国的环境教育创造的太多“首次”,“自然之友”办公室的志愿者宁荣菊如数家珍:首次举办中国民间公众环境议题相关讲座“绿色文化讲座”,首次组织中小学教师环境教育培训,首次组织教师到德国、荷兰就青少年环境教育进行学习;首次进行“报纸环境意识调查”,调查资料对提升当时的媒体和公众环境意识起了很大作用;首次引进德国的流动环境教学模式,中国第一辆环境教育教学车“羚羊车”累计访问全国各地近500所小学,约5万多师生受益……